煤炭系统42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高：准确说来，我的政治宪法学方法论是在古今之变的大前提之下采用一种生命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将优良政制的发生与古今历史之变贯通在一起。
任何社会，都会有很多人不满意，法治不可能让人人都爽。法治其实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
又如京津冀协同治理雾霾问题。中国社会的法治实践和现实也许会改变书本规定的方向，令我成了某种法治理论或实践的叛徒，但如果能有效回应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不觉得这会有什么丢人，也许我曾坚信的这些书本或精神导师从一开始就时空错位了。法不责众，如果失业工人上街，这最后一道防线能守住吗。这不是她笨，其实我们都遭遇了传统农耕社会不会有的风险以及痛苦。徐玉玉因被骗了几千块钱就死了，怎么办？最近还有一个学生也是学费被骗，面对电视摄像头她自责说，我们家本来就穷，我怎么会这么笨，就上当受骗了，给家庭带来负担。
2.不能拿孩子煞气，一定是孩子犯了大错，是可能影响其一生的错误，如偷、骗、说谎或严重惹是生非。大致说来，这些规则有： 1. 打孩子不好，但有时不打不成器，教育不可能不包括某些必要的惩罚。于是，一方面是各种轰轰烈烈的意识形态运动接连不断，另一方面是公众的无可奈何和表面上的风平浪静。
然而，根据近年来陆续解密的苏联档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实际上并非他的个人行为，而是经过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事先同意的。这种因文化规制不当所产生的悖反效应的后果当然是极为严重的。[18]501显而易见，苏共中央不得不给那些已经和即将从监狱和劳改营归来的大批政治犯一个合理的解释。据不完全统计，在1965年至1970年期间，出现了400余种涉及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地下出版物，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批评了苏联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并提出了不同于苏联当局主张的建议[3]197。
虽然为数众多的受害者都已被迫害致死，但还在集中营和流放地的幸存者依然不少。与此同时，替受害者申诉的请愿书则如同潮水一般涌入各级党政机关。
但事实上，告密成风人人自危，社会风气严重败坏。需要指出的是，参会代表中约87%的人都是苏联共产党员[26]138。他们的结论是：整个苏联的制度已经腐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寄希望于苏联当局进行自发的改革简直是痴心妄想。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之所以在主席团成员之间并非毫无争议的情况下通过这一决议，则同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相关。
因此，对于文化规制改革而言，并非文化规制者层面就能简单解决的问题，而是执政当局的文化顶层设计问题。这就是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即未得到被规制者内心认同的文化规制，从短期来看，通常很难真正奏效。显而易见，这种短期政绩与长期效果的时间不一致性其实并不鼓励甚至还会阻止文化规制者的某些尝试。在强求一致的政治压力之下，他们还会像患精神分裂症一样，将日常生活分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将人际关系分为官方关系和私人关系，并且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准则。
但采取的却是掩盖问题、回避矛盾、严密监督、颁布禁令、打压批评、粉饰现实的强制和暴力手段。本文就试图以苏联为例来深入探讨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问题。
然而，随着传统的惩罚措施越来越难以奏效，诸如强制隔离、精神治疗、驱逐出境和剥夺国籍之类更为精致化和更具隐蔽性的手段开始不断涌现。正如曾在克里姆林宫生活多年的莉季娅•沙图诺夫斯卡娅（Lidia Shatunovskaya）所说，无论一个人对党如何忠诚，历史怎样清白，都有朝不保夕之感。
[2] 事实上，这种以强制和暴力为特征的文化规制的最严重影响是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分裂和双面人的大量出现。例如，一些苏联高层领导人的亲戚朋友就是刚从集中营和流放地获释的幸存者，他们传递回来了关于集中营和流放地的大量第一手信息。这就形成了一个范围上牵涉甚广，关系上错综复杂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巨大网络。这就是文化规制的悖反效应：未得到被规制者内心认同的文化规制，从短期来看，通常很难真正奏效。一旦公开质疑，又会遭到打压。在他当政期间，虽然苏共中央曾经至少三度拉紧解冻的闸门，但解冻的时间还是远远超过了冰冻的时间。
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文化规制 1964年10月，在勃列日涅夫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升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他结束了赫鲁晓夫带有自由化色彩的漫无头绪改革，停止了对斯大林的批判，并企图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老路（见表1）。生活在赫鲁晓夫时代的人们也获得了比斯大林时代要多得多的文化自由。
摘要: 文化规制不是万能的，在很多时候作用甚微，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反弹放大效应。以苏联作家伊里亚•爱伦堡（Llya Ehrenburg）发表的小说《解冻》为标志和象征，冰封大地20余载的斯大林体制终于出现了解冻的迹象。
[10]193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斯大林时代的文化高压取得了令苏联当局满意的看得见的效果，但实际上非但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反而导致了自上而下的具有普遍性的面从腹诽之风。他们呼吁改革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所存在的弊端，将以人为本、言论自由、政治民主等宪法条款落到实处，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执政当局必须制定合适的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从而给人们提供明确的预期和消化的时间，并且以足够大的魄力稳步推进文化规制改革，这样才能在尽量减少文化规制改革的不利影响的前提下不断将文化规制改革推向前进。在勃列日涅夫重新拉紧闸门的同时，令人瞩目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随之兴起。主张扩大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采取更灵活的领导方式取代原有的新闻书刊检查。但到了1970年代初，由于勃列日涅夫一直以来的反对改革和公开镇压的做法，使得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锐挫望绝。
对于文化规制者而言，无论是强化规制，还是放松规制，都面临着许多难以预料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仅在1990年，宣布退党的共产党员人数就多达1809424人。
在这股巨大力量的有力推动下，苏联的解冻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为什么？我如何能够保持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对党的信心？我知道向公众保密的许多事情，我具有我的知识和经验，我了解世界，我不可能认真地去接受我们官方的宣传。
但他还是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判处劳改营监禁8年[4]124。主张扩大工人自治和改变选举制度[3]197。
这些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狱中的煎熬生活，或多或少有些反思的幸存者即使没有成为一种积极的意识形态力量，也成为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试金石[19]384。另一方面则通过思想的国有化方式进行封闭式宣传和高强度灌输。例如，曾任苏联高级外交官的阿尔卡季•舍甫琴柯就认为自己在思想上是个持不同政见者，而在行动上却要佯装是个唯唯诺诺的官员[24]24。他们接下来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数量惊人的骇人听闻案件[17]？要知道，成千上万的党员关在监狱达10-15年以上，那里的条件比关押刑事犯的地方还要恶劣。
文化规制者看不见的效果或者不想看的效果则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和敢怒而无处言，人们只能忍气吞声、人云亦云、装痴扮傻、面从腹诽，过着精神压抑和人格扭曲的文化精神分裂的痛苦生活。在他们眼里，除了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外，别无其他选择。
[12]138事实上，赫鲁晓夫确实在尽力平衡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的发言中最基本的改革意图。
两条标语，拉开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帷幕[14]246。[7]25总的来看，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除了个别年份没有开展大规模斗争，保持相对稳定外，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相当紧张的局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8]219。